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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難以忘卻的乒乓球拍

文章來源:養老信息網 作者:張亞新 發布日期:2021-04-28 17: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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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時候經常轉學,對小學同學的記憶很少,喬雁是我能記起的小學同學里為數不多的一個,說是同學,其實并不準確,她比我高兩級也比我大兩歲,平日里我叫她雁子姐。然而,每每想起她都會喚起我一段一生都難忘卻的記憶。

在我上小學時的那個年代,所有的同學幾乎人人都會也都喜歡打乒乓球,雁子姐是我們學校里打乒乓球高手之一,別看她是個女同學,能打過她的只有高年級的幾個男生。我那時也愛打乒乓球,但是水平很差,經常是排了近1個小時的隊,叫她三下五除二就干下臺,以致后來擂主是她我就只看不打。不過看她打球真的很享受,動作瀟灑、干凈,正手、反手、接發球都非常老練、嫻熟,加之人也長的非常漂亮,打球時兩個扎成像小刷子的辮子在深藍色球衣后甩來甩去,煞是好看,就連打著補丁的白色網球鞋,在她腳上補丁都顯得有特色,猶如今天耐克鞋上的logo,特有“派”。

一副難以忘卻的乒乓球拍

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不自覺的成了她的義務撿球員,遇到幾個“臭手”與她打球,我連休息的機會都沒有,不瞞你說,每次她打完球我比她流的汗還多。時間久了她去哪打球總要叫上我一同前往。幫她拎包、看包、看衣服、撿球,我是樂此不疲。有一次她叫上我,應約去6中打球,不小心崴了腳,我便攙扶著送她回家,這是我第一次到她家,不經意間我看見在她父親的書柜里擺放著一個乒乓球拍,球拍用一個特制的小木架撐著,還蓋著個小手絹,她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特別自豪的對我說:看見那副球拍了嗎,那可不是一般的球拍,說著她一瘸一拐走到書柜前,小心翼翼用手絹包裹著球拍柄將球拍取出,我剛要伸手去拿,她大聲說別摸,別摸!我嚇了一跳,本能的將手縮了回來。也許是她感覺自己的語氣有些過重,忙向我解釋:對不起,對不起!不是姐小氣,這個球拍可珍貴了,說著她把球拍在我眼前擺弄起來,你看:這“紅雙喜”拍多漂亮,新的重來沒用過,你再看這背面,她把球拍反過來讓我看,你看這后面有誰的簽名,我一看上面有:1961年男子單打世界冠軍莊則棟,女子單打冠軍邱鐘惠的簽名,我簡直太驚訝了,說著她又炫耀著對我說,這是我爸爸給我的禮物,我可從沒舍得用。看著這球拍上的簽名我眼睛都直了,不由自主的“哇!”了一聲說道,這球拍太珍貴了!“剛才你手都沒洗,我哪能讓你摸呢,我可不能弄臟了這球拍,你說是不是”。我忙忙點頭,是的,是的。后來她告訴我,她父親原來是國家乒乓球隊的隊醫,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后,雁子姐的父親專門買了球拍讓莊則棟和邱鐘惠兩位世界冠軍在球拍上簽了名。為了滿足一下我對球拍的羨慕,雁子姐讓我隔著手絹握了握球拍。

從那以后,只要她贏了比賽,心情好時,她都會讓我到她家隔著手絹握握球拍。閑暇時她也教我打球,什么上旋球、下旋球、扣球、削球……,漸漸地我的球技也提高很多。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剛剛進入高潮,雁子姐的父親被紅衛兵抓了起來,說他有歷史問題,緊接著她的母親也被打成了“黑幫”,從那以后雁子姐情緒很低落,“紅衛兵”組織她也沒資格參加,有一次她在打球,還被幾個紅衛兵打了一頓,當場把她的球拍沒收了,說什么這是無產階級的球臺,絕不允許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玩。看著雁子姐淚水充滿了眼眶,一臉的委屈,我真的好難受。后來,每逢周日,我就帶著雁子姐跑到離我們學校很遠的地方陪她打球,她只有拿起球拍打球時才最開心。

1968年的冬天,下了罕見的幾場大雪,天氣格外寒冷,一天傍晚,我出門上廁所,見路邊的電桿旁站著個人,雙手插在袖口里,軍用棉帽上結滿了白霜,跺著腳在雪地里瑟瑟發抖,我走進一看,怎么是雁子姐,我忙問:雁子姐,這么冷,你在這干嘛?她看著我,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小弟”我是來告訴你,這幾天我們隨時都會搬家,組織上要把我們遣送回湖南老家,這猶如晴天霹靂的一句話,讓我茫然不知所措,說著她從懷里取出一個用她平日里最喜歡的黑、紅、白三色條紋圍巾包裹著的東西給我,你收好,這里面是那個乒乓球拍,以后我們沒機會在一起打球了,姐把這球拍給你,留作紀念,千萬要保管好它。我也記不清當時我倆在雪地里站著多久,說了些什么,只記得彼此的內心都很壓抑……。那天夜里我一直用手撫摸著球拍失眠了。眼淚透過圍巾打濕了球拍。

一副難以忘卻的乒乓球拍

我知道這球拍是她的最愛,我不能讓她失去這珍貴的精神支柱。第二天一大早,我拿著爸爸給我卻一直沒有舍得用的那個嶄新的軍用挎包,用一頂軍帽套著球拍裝進了挎包,這是我當時唯一能拿的出手的最好的東西了。一大早我一路小跑,敲開了她家門,雁子姐站在我面前,看著她紅腫的眼睛,我知道她也一宿沒睡。我把軍挎放在了她的手上說:雁子姐球拍在里面。她沒有拒絕,把挎包緊緊的抱在懷里。

看著大人們忙忙碌碌將行李放上一輛軍用卡車,雁子姐一家坐在敞篷卡車的上面,她夾在父母的中間,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包裹著她,隨著汽車的啟動,她在凜冽的寒風中向我擺動著裝著球拍的挎包……。她家走后的第二年,我父母也受文革沖擊全家人遣返回了原籍。

自那次擺手后我們便失去了聯系,近50年音訊全無。2016年5月,也就是我即將退休的三個月前,最后一次出差赴湖南株洲,珠江江畔修建的特別美,我就在江邊的一家賓館住下,第二天一大早我沿著江邊散步,走了沒多久我看見江邊一個小公園里擺放了幾個乒乓球臺,男女老少打球的人不少,只見有個大約6~7歲的小女孩,球打的很專業,打球時的動作,跳躍時甩動的小辮,讓我一下子想起了雁子姐,身不由己的走了過去,陪小女孩打球的是一位婦女,從年齡上看顯然是孩子的奶奶。“扣球,用力,扣球時別猶豫,注意腳步的挪動…”多么熟悉的聲音,我冒然的喊了一句雁子姐,“阿!是我,你是…是小弟嗎?”我忙點頭,她看著我渾然不知手里的球拍已掉落地上……。

那天我去了她家,我們聊的很長時間,把50年前一別后所有的“為什么”都問了,那副球拍雖然陪他們來到湖南,但依舊沒有逃脫文革的一劫,在一次抄家后球拍沒了。

離開株洲的那天雁子姐帶著孫女來送我,我們相互贈送了一副乒乓球拍。隔著列車的玻璃窗,彼此凝視對方,隨著啟動的車輪聲我倆擺著手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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